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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论解决非经济因素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

发布时间:2015/10/8 8:38:22   来源: 作者:living

 许苏民

为了解决各种非经济因素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顾炎武提出了以下对策:

第一,取消对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在《读宋史陈遘》一文中,顾炎武借评说宋代史事和总结宋朝灭亡的教训,对专制统治者摧残民间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予以无情的谴责,认为宋朝之所以灭亡是从对民间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开始的。他在《读宋史陈遘》一文中说:

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原注: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曆收繫,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渐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固守山中,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偿其剥民之罪也……知此,然后天下之为人臣者,不敢怀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于忠臣之列也。

陈遘在《宋史》中被列入《忠义传》,表彰他在方腊起义时坚守城池、为朝廷捐躯的事迹。顾炎武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陈遘的“害民之罪”远胜于他对皇帝的尽忠。正是陈遘首先提出了征收“经制钱”的税收名目,增加了对民间工商业者和城市市民的税收,使城市市民和工商业者不堪重负。陈遘可以说是宋朝政府对城市市民和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的始作俑者,所以,尽管他在方腊起义时固守山中,一家十七人皆为叛将所害,也不足以偿其“剥民之罪”。而这种对民众实行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正是导致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顾炎武对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明王朝灭亡的教训的总结。在顾炎武看来,官员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是远比对于皇帝的忠诚更为重要的。

在《日知录》卷十二《财用》条中,顾炎武更从经济学的学理上论述了货币的作用,说明了专制统治者拼命搜刮民间钱财、“独拥多藏于上”的荒谬,同时也说明了君主独“擅天下之利”乃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他说: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天下,非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

他认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用以“权百货之轻重”的,其本质特征是在市场上流通,而不是藏在皇家的府库。通晓经济规律的人都知道,当着市场上货币太多的时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这时候政府就要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将民间过多的货币收入国库;而当着市场上货币供应量不足、以至影响商品流通的时候,国家就应采取措施将货币投入市场,以满足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的经济学原理。可是明王朝的统治者则不然,他们恨不得把民间所有的货币都居为己有。正如顾炎武所说:

    今日之银,犹乎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公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源而为潢汙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管子》曰:“与天

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

有识之士皆云,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而万历皇帝最大的弊政,就是实行了对工商业者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

第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主张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竞争。针对晚明中国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的情形,顾炎武主张严厉打击与民争利的“官倒”,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为了使行政权力从市场竞争中退出,他主张采取汉元帝时贡禹所提出的建议:“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

为了解决“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的问题,顾炎武坚决主张食盐的自由贸易,反复论说开放盐禁有利于国计民生,力主撤消设置“盐吏”的“掩耳盗钟之政”。他说: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愚以为不大弛盐禁,而欲靖江海之盗,必不可得之数也。惟盐禁弛,则贩盐者无不讳之名,得与诸商贾等;与诸商贾等,自无用多招亡命,厚设兵械,亦不必豪猾之民始为之……商贾通,盐价平,彼豪猾者将驱之贩而亦不为矣……夫天下有禁之反以炽,弛之而反安于无事者,此计是也。此化盗为良之最上策也。

他认为商品的流通有其因“地利之便”的自然规律,不是国法所能禁止得了的:“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

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在顾炎武看来,改变由国家垄断食盐贸易的局面,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同时,也只有放开食盐贸易,民间兴贩私盐所导致的“盗贼多而刑狱滋”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顾炎武似乎已经意识到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的道理,在《菰中随笔》卷二中,他分析了商品经济的盛衰与交通状况、民居多寡的关系,更注意到法治对于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作用。他说:

地势通塞,民居多寡,市货盛衰,未尝不相因也……聚货曰集,税课曰镇,停物曰店,聚落曰村,藩落曰塞,漷志土著曰里,迁发曰屯。地以人胜,货以地阜,而匪法曷均。是故周设司市掌之,分地辨物,禁靡成贾,结信刑,虣革伪,敛赊,所以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小城镇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传统社会的“镇”历来是军事性的,而明代中叶以后,“商贾所集谓之镇”,“商贾聚集之处,今皆谓之市镇”,原先的“镇”字已不再只具有单纯的军事含义了。在顾炎武的笔下,所谓“聚货曰集,税课曰镇,停物曰店”,乃至村、塞、里、屯等等,全都被赋予了小商品经济的意义,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显著的历史性异动的表现。正是这种情形的出现,使顾炎武有可能深刻说明“地势通塞”、“民居多寡”与“市货盛衰”三者之间“未尝不相因”的内在关系,揭示“地以人胜,货以地阜”这一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也使他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调节商品交换中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法治对于保障自由而公平的贸易的重要性。顾炎武认为,在商品交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情况下,要保证贸易的公平,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须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匪法曷均”的意义所在。

第三,主张无地域限制的自由贸易,包括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顾炎武继承了晚明学者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他主张自由贸易,不仅只是指食盐,而且包括粮食、棉麻、茶叶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是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他说: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运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云:“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则吴盐安得至蜀哉!

他又说:

宋嘉中,著作左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弊,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于盐课者也。

这些论述,虽然主旨仍在于论说开放盐禁的问题,但由此亦兼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开放盐禁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国家是不肯轻易放开食盐贸易的;如果连食盐贸易都可放开,那么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在《钱粮论》中,顾炎武陈说了海禁政策的危害,指出“海舶既已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销日耗”这一事实,说明了海禁政策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更详细考察了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情况,抄录了隆庆初年福建巡抚徐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的奏疏、万历六年兵部请于福建漳、泉二州设市舶司的奏疏、崇祯十二年(1639)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等重要文献。这些奏疏表明,嘉靖、隆庆以来的所谓“倭寇”,其实主要是反抗明王朝的海禁政策的东南沿海民众的武装走私集团;同时也说明了开放海禁于国于民皆为有利的道理。其中,顾炎武所引傅元初的奏疏,将这一道理说得最为透彻:

万历年间,开洋市于漳州府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有余两,以充闽中兵饷。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遂致盗贼劫掠,兼以红毛番时来倡夺船货,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然语云:“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犹酷。近虽郑芝龙就抚之后,屡立战功,保护地方,海上颇见宁静。而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固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而未能尽禁洋之实,此皆臣乡之大可忧者……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除军械硫磺焰硝违禁之物,不许贩卖外,听闽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丝客,江西陶人,各趋之者,当莫可胜计,即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以饷兵。或云可至五六万,而即可省原额之兵饷以解部助边,一利也。沿海贫民,多资以为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二利也。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奸利,而接引、勾引之祸可杜,三利也……此非臣一人之言,闽省之公言也。

顾炎武通过抄录这些文献来说明,只有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开展对外贸易,才能解决东南沿海人民的生计问题,才能解决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严重危害的“倭寇”问题,也才能解决沿海官员勾结“倭寇”、“因缘为奸利”的问题。在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中,对于朝廷中禁海派与弛禁派的争论,还是采取“两造并录”的态度,而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则只收录了弛禁派的言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鲜明的主张开放海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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