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中学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 | 基于顾炎武治行风范的师生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策略研究课题组 省级课题   中华国学    德育教育   家长论坛   昆山一中

顾炎武对宝应学派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6/11/16 20:12:19   来源:网络 作者:林漠
原题:方苞与宝应
    方苞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清江南安庆桐城人。生于康熙七年(1668),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十二岁。苞早慧,年未成童,已能背诵《五经》。二十二岁考取秀才,受知于学使高裔。二十三岁应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三十二岁领江南解元。三十九岁会试,中式进士第四名,榜后闻母病,不顾李光地等人的阻劝,未预殿试而归。四十四岁时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起,以曾为《南山集》作序牵连入狱十五个月。后得救,并“以白衣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的三十年仕宦生涯,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十五岁才告老还乡。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代文宗、桐城派创始人的清代古文大家方苞,与宝应竟有一段很深的因缘。据清人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载: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方苞时年三十岁,“授经宝应乔氏”,三十七年戊寅,仍“馆宝应”。而此前,三十五年丙子秋,二十九岁的方苞“试顺天,报罢,拟不复应举。”此后,三十八年己卯,三十二岁的方苞则“举江南乡试第一”。从落第到解元,宝应在方苞的人生中成为如此重要的停泊地,亦是有清文坛一件趣事。多年后方苞在忆及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余倦游,欲休足于近地,而乔君介夫招予,以丁丑五月至其家。”(《乔又泓哀词》,文见《集外文补遗》卷一)可见方苞确实是将宝应看作自己的休养生息之地的。
     文中所说的乔君介夫是宝应的大族乔氏、纵棹园主人侍讲公乔莱的三子乔崇修。乔崇修生于1669年,卒于1744年,字介夫,康熙三十二年贡生,官铜陵县教谕,撰有《陶园诗文集》、《鸡肋集》。方苞与乔崇修相识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五年的两次顺天乡试期间。“忆癸酉、丙子间,余试京兆,则闻世胄以学行重朋齿者三人:曰歙县吴东岩,山阳刘紫函,宝应乔介于(‘于’当为‘夫’字误,下同),而三人者皆与余一见如旧识。”(《送吴东岩序》,文见《望溪集》卷七)乔崇修虽才华横溢,然终其一生却未能中举,方苞就此对于科考制度作出了猛烈的抨击:“紫函、介于号为能时文,而东岩兼治古文。或谓古之道不宜于时,东岩弗顾也。每榜后,群士举积学而上壅者与苟得者相提而论,以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计数。然其后二十余年,更八九举,而卒无一得者焉。”(同上文)当然,这也是从侧面对乔崇修才华的充分肯定。
     此后,乔崇修和方苞二人的友谊终其一生。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逮,下江宁狱,旋解至京师,下刑部狱。在方苞“奴仆皆散去,黠者盗财物,其尤无能者,虽勉相依,多桀骜”(《仆王兴哀词》,文见《望溪集》卷十二)的情形下,乔崇修曾冒着风险入狱探视方苞,给方苞以极大的心灵慰籍。“自余构难,介于省余于金陵,及出刑部狱,复再至京师,而东岩亦至。回思少壮游从燕市时,不独二君子以怜余,而余亦以怜二君子。”(同上文)“时制府饬狱吏,与余往来者,具籍之,诸君子不为止。”(《朱履安墓表》,文见《望溪集》卷十二)所以数年后,已脱祸仕宦的方苞在送吴东岩南归时,还特意嘱托吴:“介于之归也,余惝然若无所依,而今东岩复长往,将何以处余乎?东岩归,将道淮以至于扬。其以余之状语紫函,而为叩介于,尚能北来以慰余之索居否也?”邀乔崇修至京师相见,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论及方苞与宝应的关系,宝应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可以不提,这就是清初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王源。王源,字昆绳,一字或庵,清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父世德,明末以世职官锦衣卫指挥,明亡,携二子来宝应就其同乡梁以樟,筑霜皋书屋于画川别业以西而居,终于宝应。源为其次子,幼与兄洁以能文称于时,兄弟二人皆受业于梁以樟。王源喜交天下“好学负经济才,读古史中奇伟非常人,辄恨生不与同时,不得上下其议论。若得当世有雄才伟抱者,亟欲一见为快,唯恐交臂而失之。”(《与王吏部书》,文见《居业堂文集》卷六)方苞与王源结交于康熙三十年,与乔崇修则相识于康熙三十二年,方苞说:“吾友昆绳少时流转江、淮,寓扬州之宝应近二十年。每言其地故家曰乔氏……”(《乔又泓哀词》,文见《集外文补遗》卷一)由是观之,方、乔二人之结识,王源当有绍介之功。王源“年四十余,以家贫父老,始游京师,佣笔墨。贵人富家多病其不识时文。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试,举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四君子传》,文见《望溪集》卷八)但王源一生并未获得施展宿志的机会,晚年则弃妻别子遍游名山大川,六十三岁卒于淮安。著有《平书》、《居业堂文集》等传世。
     方苞在宝应时还曾与王懋竑订交,常相过从。王懋竑,字与中,号白田,与方苞同年,卒于1741年,年七十四。他是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做过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以特荐召见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辞官而归。梁任公对王懋竑评价很高,说“他于《(朱子)年谱》之外,又附一部《年谱考异》,凡事实有须考证的都严密鉴定一番,令读者知道他的根据何在;又附一部《朱子论学切要语》,把朱子主要学说都提挈出来。我们要知道朱子是怎样一个人,则非读这部书不可,而且读这部书也足够了。”还说“他考定许多伪托朱子的书或朱子未成之书由后人续纂者,如《文公家礼》、《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及《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和筮仪等等,都足以廓清障雾,为朱子功臣。此外许多杂考证也有发明,如考汉初甲子因《三统历》窜乱错了四年,也是前人没有留意到的事。”(文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徽先生更认为他是扬州学派走入“通核”一途的导夫先路的前驱者。王懋竑与乔崇修也是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记载他们“以道学相切劘,交最善。”
     方、王、乔四人在学术思想上有怎样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过去有人说扬州学派渊源于戴震,而戴学体系的师承一说为颜李之学,一说为远承顾炎武的余绪。如果考虑到宝应学者的家学渊源、方苞和王源等人与宝应学者的交往、王懋竑和乔崇修在安徽的任教职,则无论颜、顾之学,还是戴氏之学,都当与“宝应学派”(刘金城先生提法,参见《宝应学派—扬州学派的生力军》,文见《扬州史志》2005年第3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宝应学派早期学者的学术思想也是扬州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之一吧!
     方苞馆宝应时,值宝应连年大水。据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载:“三十六年,大水,七月禾将登而大雨骤至,界首子婴堤溃。”为防来年大水再度为灾,时任宝应知县的山西翼城举人张哲于次年春率邑人重修子婴堤。三月,邑人筑子婴堤成,请方苞书其事,作《筑子婴堤记》(文见《望溪集》卷十四)。文末,方苞在述其为文之意时说:“自郡县法行,吏视其官如传舍,川浍田畴不治,灾患不谋,则土利多废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于民之急其私如张候者,不可没也已!”这一倡导为政者关注民生的做法,与他日后的不能尽“已民之疾”职责之作官者,与残民以逞的贪官墨吏只是无形与有形之别的思想,亦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林漠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电话:0512-57560120 投稿邮箱:jsksyz@126.com 在线QQ:363809198 QQ群:205925773
技术支持:益众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