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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发布时间:2015/10/8 7:28:22   来源: 作者:living

苏民


顾炎武以敏锐的目光,通观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之大势,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巨著中,对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述。例如:

记晚明苏州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形:“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滨湖近山小民最力穑,耕渔之外,男妇并工捆屦、麻、织布、织席、采石、造器营生。”“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之间,望如绣锦。”“阊门外要冲莫若浒墅……此其南为枫桥,商贾骈集,乃入苏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泾货物亦阜,乃入苏之间道也。”“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楚、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好义急公,兹山有焉。”吴县东山“居民稠密,商贾为业,重利而轻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齐奋而出,自相抗御”。

记嘉定情形,说:“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中人之家,朝炊夕亹,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记浙江情形:“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人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为贾。”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

在江南,已普遍形成经商之道重于拙守本业的观念:“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

记徽州情形:“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中人之家,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商贾虽余货,多不置田业。”《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所引证的《歙县风土论》,更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把明朝嘉靖前后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正德年间,犹是“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而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这“稍异”的主要表现就是“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到了“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这“尤异”的主要特点就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到了万历年间,“则夐异矣”,而这“夐异”二字更说出了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特征,即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商品货币关系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

记河南南阳、武安、汝宁等地情形云:“南阳泌淯诸水皆南自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武安最多商贾,厢房村虚,罔不居货。西据十八盘,要害地也,东南北则沃衍。又产锡煤及垩土,与涉田极宜木棉,涉则产铁及自然铜,两邑山多材木。”“汝宁,惟光州所属,光、固、商、息为南五县。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货。”

又记山西情形云:“大同商旅辐辏,货物踊贵,亦以藩府有世禄之供,将士袭常饩之养。虽曰穷边绝徼,殆与内郡富庶无异,而浮侈犹甚。”“潞土狭而人勤,地高寒,岁止一入,业于机抒之功,商采盈利。”

记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情形,尤为详细:“市舶之与商舶,其说稍异。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兵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门)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广洋巨浸,船一开帆,四望惟天水相粘,无畔岸,而海人习知海道者,率用罗盘即罗经为其导向……”

顾炎武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清醒地意识到,正是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欲望,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以农业为例,顾炎武认为,“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如果不是土地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那么就谁也不会重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作用。以对外贸易为例,正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驱使着东南沿海的商人和徽州商人们走上了不畏艰险的致富之路。

在顾炎武的笔下,中国东南沿海商人也有如同西欧商人那种明知航海危险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异时海贩船十损二三,及循习于常,所往来,舟无恙,若安澜焉,盖海滨民射利如此。”

顾炎武所论说的徽州商人勤俭致富的精神,与马克斯·韦伯论说的促进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新教伦理精神亦具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他认为,徽州商人们之所以能够致富,首先在于勤俭。他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其数奇贩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乡对人也。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徽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

顾炎武还告诉我们,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致富,还在于他们之间有一种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他俗习懒习赚,有贾无副,则贾不行。”

基于对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顾炎武认识到“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的经济规律,从而鲜明地提出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近代经济学命题。他说: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又说:“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他认为,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程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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