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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

发布时间:2016/1/22 5:12:37   来源:《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无锡人邹望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巨商,他拥有30万亩田地,记录钱财的会计簿竟有600本之多,粮仓里的米谷以百万计,家中的珠宝多到数不胜数,连床铺之下都是装钱的柜子。有关邹望的名字,出现在两本明清笔记中。

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写的《花村谈往》中,讲了一则邹望与一位退休尚书斗法的故事,情节颇为生动。

有一年,邹望跟同乡的大官--退休尚书顾荣僖因事发生诉讼,邹望下令无锡城内外十里之中的所有商铺全数关门歇业,以至于堂堂顾尚书在家里竟无法买到鱼肉下饭。顾荣僖有一枚非常喜欢的玉质图章,日夜系在腰间,从来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给无锡当地官员写信,取出图章,居然变成了一块瓦砾,他大惊之下,不敢告诉别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向腰间一摸,图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面包了一张绵纸,上面写了"邹望封"三个字。顾荣僖大骇,惊呼说,"这样弄下去,我的脑袋可能丢掉了"。于是,马上与邹望讲和。

邹望这个名字,另外一次出现是在王世贞的《国朝丛记》中,在那段笔记中,他被列入全国17位大富豪的名单之中。王世贞的记载如下。

1560年前后,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夜宴宾客,席间突然兴致大发,评点天下富豪,他屈指细数,共列出17位"首等富豪",这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据严世蕃的计算,他自己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标准是家产5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无锡的两个商人,其中,邹望的财产将近100万两白银,安国则超过50万两白银,他的财富也都来自于土地--"以居积致富"。

从这张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官员比例非常之高。17个"首等富豪"中有10个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列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

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此风终不可遏。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与吴晗和王亚南的观点几乎相同,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1000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他的商队外出经商时,都高悬"翊国公"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无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拥有20多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据明史学者田培栋的计算,朱元璋开国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过58个人,到了万历年间,就繁衍到了20万人,明末达到30万人,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费100两白银,30万人就是3000万两,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明史》中便记载,在嘉靖年间,宗室一年从国库中支取的大米为853万石,相当于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比军粮(800万石)还多,嘉靖名臣俞大猷就直接把宗室与北方兵虏、黄河水患并列为"国之三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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