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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让我们从重温顾炎武伟大的一生开始

发布时间:2017/1/1 13:19:07   来源:课程基地 作者:课程基地

一、儒林楷模 一代人师

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613715日,顾炎武出生在千墩镇,即今江苏昆山千灯镇。清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病逝于山西曲沃。乳名叫藩汉,字宁人。初名顾绛,字忠清;入学时更名顾继绅,加入复社后复名顾绛;明亡后,因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顾炎武,又字石户。后曾一度化名圭年,号涂中,又曾使用过蒋山佣、顾佣、王伯齐等化名,号称“鹰扬弟子”。学者尊称顾炎武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一生辗转,颠沛流离,颇有传奇色彩。他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贞孝慈母,闺中启蒙”,“豪迈嗣祖,课以实学”。17岁与归庄共游复社,参加江南读书人的党社运动。27岁“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彻底放弃科举,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学。清军下江南后,奋勇投入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从军苏州,起义昆山。江南抗清斗争失败后,游于逃社,隐以商贾,在大江南北广泛联络反清复明人士,从事反清秘密活动。为了民族的复兴,弃家游学北中国,“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出入险阻,广交豪杰,置产章丘,垦荒雁北,两入牢狱,坚贞不渝;与黄宗羲、王夫之等爱国学者心神相通,寂感相应。身处“沧海横流,风雨如晦”的时代,面对清政府“禁网日益密”的专制暴政,始终沉着坚定地思考时代提出的民族复兴的思想文化主题,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著书立说,以待未来。晚岁定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江湖上把顾炎武看作是一位大侠,相传他创立了民间的会党和金融业的票号。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和诗人;是昆山乡贤,是江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是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旷世大儒”,也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

在社会发展史上,他是中国社会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伟大的启蒙学者;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是一位坚定而有独特思想和情操的爱国者;在学术发展史上,他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中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在中华民族道德史上,他是伟岸的丰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为中华民族刻画了两个文化符号:撰写了全民族的座右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华夏儿女划了“耻”这条道德底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爱国忧民、人格傲岸、学术不朽、思想深刻,世代受人敬仰。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所以梁启超称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二、学术渊粹 著述宏富

顾炎武被称誉为清朝“开国儒师”。清代学者阎若璩把顾炎武与钱谦益、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读书种子”。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经世致用的治学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其弟子潘耒说:“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清代教育家、《治家格言》的作者朱柏庐先生说:“秦汉以来,如先生之文者有矣,未有能如先生之学者也。”

顾炎武治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顾炎武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顾炎武的理论创造和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并且对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认为,顾炎武“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严复最重视顾炎武提出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他认为这一思想在本质上与西欧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是相通的。章太炎认为,顾炎武的道德学说是医治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之弊病、把革命党人从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的惟一良药。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术渊粹,著述宏富。其著作多达五十余种,约五百余卷。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由于清朝政府黑暗统治下的政治高压,顾炎武的一些重要著作己经失传。

三、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顾炎武自幼勤学,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对待读书做学问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王昶在《春融堂文集·与汪容甫书》中说:“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坐,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顾亭林先生之学,如此习熟而纤悉不遗也。”

可贵的是,顾炎武并不是读死书,一旦发现与平日所闻不合,还要打开书进行核对校正。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全祖望在《顾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至所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于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顾炎武的读书方式也更加凸显出“上路”对于学者的意义。

读万卷书,是吸收前人经验和思想;行万里路,则是要多游历汲取实际经验以印证扩展前人思想。读书久了,容易掉进读死书的陷阱。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学识,才可能会打开另一扇窗户。顾炎武离开江南“文献故里”后的二十五年间,一直在北方各地游走,一方面继续著书立说,完成了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几部著作; 另一方面也结交天下名师,不断地访问遗老、搜寻古碑,印证自己的学问。

行走,是顾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态,更是他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说:“虽然很多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但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只是在书屋里做学问;更没有顾炎武那样强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学问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顾炎武是一位有着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创造的大思想家。”

行走,丰富了先生的人生经历,提升了他的学术内涵。顾炎武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知识分子,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除了先生的爱国精神,更主要的在于他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

四、博学有耻 虚怀若谷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为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博学于文,即“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 皆学之事也”;“行己有耻”,即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检验自己的言行。

顾炎武要求学者们要做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博学于文”是学问上的要求,“行己有耻”是对学者人格的要求;但二者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博学于文”要求“行己有耻”,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之追求,因而不可能做到“行己有耻”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博学于文”,即在学术研究上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只有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以坚强的意志抵御住各种外在的诱惑,把世俗所歆慕追求的一切看得无足轻重,方能做到“行己有耻”,亦方能做到“博学于文”。这正体现了他所提倡的朴学学风与人格塑造的内在一致性。陈祖武先生说:“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身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

在中国学术史上,韩愈以《师说》一篇,力倡尊师重道,登高一呼,传唱不绝。历时近千载,顾炎武又以《广师》一文,接武前哲,后先辉映。纵观顾炎武一生,处王朝鼎革之巨变,怀明道求世之坚志,可谓历尽忧患,饱尝艰辛。他以游为隐,坚不出仕,素为人所景仰。自顺治十四年(1657)弃家北游,尔后二十余年,往来于鲁、燕、晋、陕、豫诸省之间,所至之地,访求同学,相与师友,不遗余力。之所以如此,客观上固然与顾氏独特的生活经历不无关联;但究其内在根由,则无疑是他笃实的治学风格和谦逊的为学品德的必然反映。惟其如此,方有《广师》一文的问世。一代宗师风范尽在其中。

顾炎武学问堂庑宽广、博大精深,颇为学界所推崇,但他决没有天下第一的骄矜,也没有以绝对真理之化身自居的虚妄,更没有丝毫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他总是看到自己学问的不足,对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长处予以高度推崇。梁启超说:“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顾炎武之所以能开启一代学术门径,与他可贵的治学品格和深湛的学人境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姑且不论顾炎武坚贞的民族气节,学术上的经世致用、严谨独创,坚忍不拔的毅力,仅胸襟博大、谦虚谨慎、推崇同辈这一点,就足以窥见他人格之高尚。

五、天下大任 天地大爱

顾炎武思想的灵魂中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根,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天下大任的家国精神;一是“天育万物,地载万物”的天地大爱的民本精神。

顾炎武一生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为家国天下民生思辨,而非为一己之利。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冷峻而深沉之反思的哲学精神。他孜孜于明体达用、济世经邦之实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天理良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爱国豪言,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激励过无数后人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爱国心声。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赵俪生教授说顾炎武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学问、有胆识、有谋略、有节操、有才华、有实践的人”,是“一个大学者,一个带伟大意义的学者”。王遽常教授称他“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顾炎武是一位对民族未来有深远思考的大家,他的诸多治国理念,至今仍熠熠生辉。他的学生潘耒称他“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并说“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顾炎武十分关注廉政,认为,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倡导廉政文化,强调“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主张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对官员要严格要求,要让制度和法制的警钟时刻在他们耳边响起而使他们时刻提高警惕,发挥其正面潜能。还主张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提倡节俭,反对奢华。顾炎武重民生,知疾苦,有爱心。他关于民本的诸多思想,不仅领先于那个时代,对今天也有颇多启迪。他在突破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的同时,时时将天下苍生萦念于心。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主张藏富于民。

顾炎武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力量和源泉,是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着眼的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而非一家一姓。他忠于的是天下,是百姓,是民族文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将他的爱国情怀与爱天下苍生联系在一起,而非狭隘的反抗外族入侵那么简单。他认为天下是每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匹夫才有责。他的爱国动机、爱国理念和爱国言行到处闪耀着社会责任意识的光辉,崇高而深沉。他的爱国精神历来为后世弘扬和学习,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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