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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发布时间:2016/11/28 18:35:13   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刘火雄 雷颐

[摘要]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1944年11月21日,日据时期的上海《申报》号外中关于重庆美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报道

民国时期的一批记者、报人,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宁死也不收张作霖的30万“封口费”;以“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为信条的林白水,慷慨被杀也不为军阀唱赞歌;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叫板蒋介石;“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最终在美国被暗杀⋯⋯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

在金钱与物质洪流冲击每一个角落的今天,能够坚守良知底线,不为“五斗米”折腰尤为难能可贵。作为肩负民族未来的媒体人,最为需要的,就是要秉承邵飘萍等报业先驱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敢于忠实记录历史,揭露真相,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邵飘萍(1886-1926)

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许,东方未白,北京天桥东刑场传来一阵低沉的枪响,《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轰然倒在血泊中,年仅40岁。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个追寻言论自由与人格独立的灵魂,为何于茫茫乱世中沦亡,历史曾有过怎样残酷的血雨腥风,以致轻易便终结了一条充满正义的生命?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1886年,邵飘萍生于浙江东阳,原名振青,“飘萍”为后来取的笔名,意寓“人生如断梗飘萍”。14岁时,邵飘萍考中秀才,后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求学。期间,邵飘萍涉猎了大量激荡风气的改良维新书报,如《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深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文以载道”的精神所感染,萌发了“新闻救国”的理想,“愿终生以之”。

辛亥革命后,邵飘萍被聘为杭州《汉民日报》主笔,对朝夕变幻的时局,他洞若观火,如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揭露了袁世凯深藏未露的称帝野心,并把他与曹操、王莽等人相提并论,断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时感慨“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袁贼不死,大乱不止”的断语,正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的现代版。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1912年2月15日,《时报》号外,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黄远生曾在《时报》担任特约记者

1913年3月20日晚,民国元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撰文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

邵飘萍犀利的言论自然引得当局不安。不久,浙江军警便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连遭逮捕。事后回忆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邵飘萍只是轻描淡写:“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既然在国内不为当局所容,邵飘萍只好暂避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他不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元“洪宪”。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同仁邀请,匆匆返上海,刚刚抵达,他便为《申报》、《时报》执笔,写下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文章,著名的《预吊登极》就曾轰动一时: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2字,却用了5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文章短小精悍,却一针见血,大快人心。其后,邵飘萍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抨击袁世凯罪恶行径的评论短文,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时间,“邵飘萍”三个字名动全国。

撰《张作霖自由行动》,揭军阀“马贼”老底

袁世凯1916年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就此诞生。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作为新闻记者,邵飘萍很会打探消息,他善于旁敲侧击,数语便得要领,所以往往能爆出独家猛料。有时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内阁成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出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不免大惊失色。

在京期间,邵飘萍经常深入一线搜集新闻线索,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

1918年2月,张作霖“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并“陈兵滦州,观光津沽”,一时朝野震动,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邵飘萍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大揭张作霖“马贼”出身的老底: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段祺瑞),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虽然寥寥几笔,邵飘萍便把军阀张作霖的“马贼”野心勾勒得活灵活现,这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祸根。

创办《京报》:

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应运而生的《京报》,不但见证了民国历史的血雨腥风,也是邵飘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写照(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藏)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诞生了,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创立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即兴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报社墙上。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这充满血性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杀戮的一生。

邵飘萍历来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

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仅半年之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京报》异军突起,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积极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尽管《京报》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飘萍坚持每周去上两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一年以后,得到一年期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证书的有32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等,其影响可谓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还在《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飘萍的影响。

流亡日本的“通缉犯”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开幕,邵飘萍密切关注着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山东问题的讨论进程。5月1日,上海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邵飘萍立即在《京报》上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感情悲愤而激昂地大声疾呼:

“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这番话顿时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次日,“五四”运动爆发。

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注意,反动当局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他们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出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邵飘萍。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政府即以“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照会公使引渡,然后全国通缉。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报贩们从报馆批发报纸向全市发售

在友人的帮助下,邵飘萍化装成工人逃到天津,随即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工作,回国重振《京报》。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时局的动荡,再次把邵飘萍推向了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再次上台后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47人,伤150余人的大惨案。鲁迅所说“民国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他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祸首段祺瑞。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城镇街头的抵制洋货横幅标语。邵飘萍曾为惨案写下《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的时评,为死难者申诉

及至3月底,《京报》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据统计: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为此,冯玉祥将军曾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然而,北洋政府非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等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48人的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鲁迅,《京报》社长邵飘萍,赫然在列。鲁迅不久远避厦门,李大钊、邵飘萍则终遭毒手。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之死,与张作霖有直接关系。

“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直奉联军入京,张作霖和吴佩孚早早地放出消息,要缉捕并杀害邵飘萍。张作霖之所以必欲除邵飘萍而后快,其中不无渊源。早在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期间,《京报》推出过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

由于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

“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

“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此时,邵飘萍对于直奉联军进京之后的险恶形势已有预感,为防万一,他暂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并在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接待来客。

避居数日,邵飘萍心中十分焦急。联军入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张作霖收买,以诱捕邵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

4月24日,邵飘萍接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事情。他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诓骗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

邵飘萍轻信了谎言。当日晚5时许,天已擦黑,他在薄薄的夜幕掩护下,乘私人汽车回报馆与夫人汤修慧商议《京报》馆近期维持办法。一小时后,又乘汽车匆匆离去。


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民国年间,卖报人一早在上海申报馆前取报纸

孰料他的行踪已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邵飘萍遭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5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并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捕捉进行得十分诡秘,汤修慧及家人竟毫无所知,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才得知消息。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当即决定由上海时报社驻京记者、北京晚报社等十三家新闻单位各出一名代表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出面接见时,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

“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随后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的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报道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北京晚报》在飘萍牺牲的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

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因此,邵飘萍之死,“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

邵飘萍之死,无疑是民国动乱时代的民族悲剧,如此追求自由的灵魂,若不在军阀的屠刀下超脱,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亡。只是这样的悲剧,不久又降临林白水身上。

(以上文字:刘火雄)

后 记

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中国传统有官家的“邸报”、《京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后来的《京报》,内容也是“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这些都属于现代的“政府公报”。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开始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开始办报。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国之道。在这种背景下,1895年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维新变法运动,年仅22岁的梁启超登上了风云激荡政治舞台。乍一亮相,梁氏便光彩夺目,以至人们常常将他与其师康有为并列,时人甚至把维新变法运动称为“康梁变法”。梁启超的“暴得大名”,是从担任有维新派机关报之称、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主笔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总是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共鸣,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在《时务报》创刊号,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对报上的种种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对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民间办报,报纸论政,是报纸在近代中国产生时形成的传统。这一曾经的传统,延续了一百多年。百年间,出现了不少不畏强权、敢于披露真相、揭开黑幕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三位报人为之殒命,已成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新闻业可谓是“高风险”职业。

在转型期的社会,最大的“社会腐败”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公权力的私用。而监督、揭露这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恰是媒体最重要的任务。

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以上文字:雷颐,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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