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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理性分析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使用

发布时间:2015/12/22 20:18:07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03月09日 作者:梁衡

因为一直在媒体工作,随手写下一些谈干部工作、生活的文章,出版社集为《干部修养谈》,其实名“官场说官”更合适。我先是当记者,接触官场;后自己也更进了官场,有了直接体验;退下来后又在一旁静观。总之,都是近距离观察,亲身经历。

近距离看到了什么呢?涉及法律的贪腐大事不说,道德、作风、修养方面较普遍的有三类:

一是假大空,搞形式。如会议多、文件长、讲话空、摆场面等,形式主义已经到了自己也分不清是真是假的程度。有一次采访,听官员汇报,只是低头念稿。我实在忍不住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能不能不看稿,请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对方立即手足无措,不会说话。干部成了演员,离开台子就不会演,这是很可怕的。书中《开会与讲话》、《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就是谈这类问题的。

二是私心难除,虽也吃苦耐劳办了不少好事,但总留有一个私字的尾巴,要表现自己,好虚名,要回报。如给自己立碑、出书,如卖弄才艺、好表演。这也可怕,一个身担重责的干部,虚名都不舍,何谈牺牲?书中《大干部要戒小私》、《碑不自立,名由人传》属此类。

三是人格不独立,这是封建遗毒。人格上的低头弯腰,必然发展到组织上的拉帮结伙,这也很可怕。习近平同志讲,不能搞人身依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谁的家臣。近来揭发出来的高干结帮犯罪就是这种性质。书中《一把跪着接过的钥匙》就是谈这个问题的。当然主流方面是好的,书中还有许多正面论述,如《老祖宗不能丢》、《朱镕基不修传》、《李瑞环的文风》等。

治国先治吏,无论是党务、政务,干部队伍的建设一直是头等大事。干部者,骨干、干练部分之谓也。它是一个团体、一项事业的核心,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的示范者。中国古代提倡“以吏为师”,我们现在讲榜样的力量。遵纪守法是红线,思想修养是底功。过去讲修养主要讲党性修养,现在看来还不够。这一方面是事业发达了,党外干部增多,另一方面党性是最高要求,而修养则需要一个更宽大的基础,塔基要大,修养才稳。所以,除过去讲的党性修养外还要加上三条:一是理论修养,重温马、恩、毛、邓等人的书,结合新实践读懂原理。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老祖宗不能丢,历史不能割裂。二是知识修养,多读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的错误是私心、虚荣、好大喜功造成的,有的是无知使然。三是人格修养,干部、党员,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团体中,人格独立,才能民主团结;一个社会上,人格健全才能政治清明。这不只是共产党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如此。干部修养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风气的先导。

希望能通过这本书与读者交流这些想法。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

“厚民生,强国势”:“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首先是着眼于对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的考察,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进而作出明确的判断。

《郡县论·一》开宗明义指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这是顾炎武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即“天下治矣”。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这就是:“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顾炎武从对以往历史的全面考察,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使用作了较理性的分析,揭示出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可以互补,进而形成另一种政治体制,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由于顾炎武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弊端比前人看得更加清楚,故而他能站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判断这两种政治体制在历代政治运行中的弊端,这就是:“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寻求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改变“其专在下”和“其专在上”的现象,使其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的政治局面。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是在郡县制的框架下,适当限制或削弱朝廷专权,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作为,从而达到“厚民生,强国势”的目的。这样看来,苏轼所说的对于郡县制“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的观点,就不免过于武断了。从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来看,顾炎武这位新的“圣人”就改变并且发展了柳宗元的《封建论》。

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是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理想。从历史上看,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都有类似的社会理想。司马迁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他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唐代史学家杜佑主张“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这表明他把“富国安民”作为社会理想。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他在《进书表》中明确指出,此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同这里说的“富国安民”“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这些优秀史学家的见识和胸怀。这是因为,在任何时代,有关国家和民生的问题都是最根本的两件大事。

关于推行“世官”制度的设想:改知县为县令,如其称职,可为“世官”

顾炎武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一个具体设想,即实行地方官制的改革:改知县为县令,如其称职,可为“世官”,任职终身,退休后可举子弟或他人代之。这就是说,在郡县制的体制下,县令之职可袭用分封制下所特有的世袭制并作适当变通。

顾炎武对于这种“世官”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措施,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

第一,选拔与考核。首先是提高品级:“改知县为正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其次是选拔那些对一方社会情况熟悉者予以任用:“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再次是每三年一考核,如十二年中经过四次不同程度的考核均为“称职”者,即“进阶益禄,任之终身”。

第二,继任者,以世袭与荐举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所举之人如在十二年中经过每三年一考核而“称职”者,“如上法”。可见,这是一种世袭与前任荐举相结合的县令“世官”制度。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县令的副手丞,由吏部“选授”,丞任职九年以上可以补令。这是县令的又一任职途径,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朝廷监督地方的一种措施。丞以下的各种名目的属官、小吏,均由县令自择,只需向吏部备案即可。

第三,重赏与重罚相结合。顾炎武主张,对于县令,朝廷实行重赏重罚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顾炎武所期待的政治秩序是:“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称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顾炎武为了表明此种“世官”身份的县令制度的可行性,还自我设问,对“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等质疑,一一作了辨析。同时顾炎武还从“公”与“私”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这种“世官”制度的合理性:“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换句话说,“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当然,这里包含着一个前提,即天子应是天下之公的代表。

多途取士,选拔“实用之人”、“用世之材”

顾炎武所设想的实行“世官”制度的政治改革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及改革国赋以银的赋税制度,在他看来,能够真正有效推行这种改革和制度的人,只有类似杨于陵、周忱这样的“一代能臣”才能做到。而他所见、所闻、所读到的明朝的生员制度,是造就不出这种人才的。

顾炎武之所以提出对当时的生员制度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这一制度的危害之深之大,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天下之病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皆尽归于小民。”他进而指出:“病民之尤者,生员也。”这不仅是生员的数量多,而其能量也大,为害极广。

在人才问题上,顾炎武有多方面的思考与主张,除主张改变旧有生员之格局,将其“分流”为“立功名与保身家”、“收俊义与恤平人”二途、二术外,还提出可仿效历史上的“辟举之法”,使其与“生儒之制”并存,从而达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多收者,既已博矣”。他进而具体筹划,认为辟举之人,小郡可十人,大郡不超过四十人;小县可三人,大县不超过二十人,宁阙勿滥。若阙至二三人时,可选拔“通经能文者补之”。顾炎武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理念和做法,认为:“夫取士以佑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辟举之法”的施行,“则天下之为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此亦不失为提高生员自身素质与社会影响的良方。

总之,顾炎武的《生员论》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一则源于当时社会的乱象,尤其是这一无作为而有特权的“今日之生员”群体;二则源于对历史经验即荐举制度的借鉴。

顾炎武《郡县论》及相关诸论反映出来的政治学说,主要着眼于改革地方政治,并涉及财政、学校、人才等诸多方面,但对朝廷及府州一级政治机构极少涉及,对县与府、州以及朝廷的关系亦言之不详,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官”性质的县令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学说罢了。在这里,既包含着改革与折衷,也反映了进步与保守。但顾炎武毕竟抱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情怀,站在历史认识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其专在上”与“其专在下”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希冀有所改变,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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