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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误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发布时间:2018/7/18 8:33:33   来源:2018-01-02澎湃新闻 作者:赵世瑜

赵世瑜:忆商传


今年北京入冬后一直没有下过雪,今天阴云低垂,略有落雪的迹象,似乎是上天知道我们今天为商传兄送行。

前两年,商传兄检查出了癌症,朋友们很为他担忧。我在电话或微信中与他联系时,总说约了何时去他亦庄的家中看看,一起聊聊,他总说过段时间,等化疗结束以后。又过了些时,他告诉我说,医院误诊了,害他做化疗,让他的伤口部位总是感染,不能收口,以致时常肚子疼。尽管如此,我听了以后还是颇感欣慰,虽然感叹著名的医院还会误诊,但总归不是癌症的话,其他问题都是容易对付的。后来我们因为编书的问题见面,虽关心他的身体,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碍。
此后一段时间,多听说他依然在外奔波,开会,讲课,考察。春天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明史室组织我们一些人去四川看张献忠沉银,结果听说商传出现在四川绵阳的另一个会上。所以直到5月底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答辩,我还请了他来做主席。在整个答辩过程中,他虽如以前那样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但也显现出身体的异状。结束时他拒绝一起吃饭,要赶回去休息,并说他的夫人江丽陪着他一起来的,一直在校园里等,顿时让我追悔不已,心知不该再让他劳累辛苦,但仍未觉得我们会在半年后永诀。
商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朋友古道热肠,又像老北京人那样极好脸面,答应了的事不好意思变卦,有时候因为是朋友,明知接了一盆子屎,还要顶上去擦屁股。表面上看一个阳光洒脱的大帅哥,不知道在单位内、单位外遇过多少憋气闹心的事,但外人一点看不出。
我认识商传不算太早。虽然后来知道他们那一批(“文革”后第一批招考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候住在北师大的西南楼一层,也因为帮辽宁的张玉兴兄带东西去过他们历史所研究生住的屋,但我那时毕竟是个大二的小屁孩,许多朋友都是多年后大家入了行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段经历的,当时并无缘结识。在北师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有许多也是后来商传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的,比如那时候看场电影不容易,某兄如何想方设法讨好服务楼那里的新华书店女店员,弄来几张电影票,等等。大家哈哈大笑,毕竟都曾年轻过。
我虽然自1981年夏天就提前留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但在学术界里还是个白丁。1986年我第一次参加明清史的学术会议,却是作为陪同外宾的工作人员。彼时听说1987年要在哈尔滨召开明史年会,很想参加,却苦无人认识,得不到邀请,不像现在的刚出道者(甚至还在读的),会多得躲都躲不赢。我于是去求刚留在明史室没几年的廖心一老师,虽然他家与我家算是世交,他又和我做了一年半大学同班同学,但他却也做过我高中时代的历史老师。所以,他虽比商传小一两岁,我却可以称商传为兄,对廖心一却必称老师的。这封邀请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让我由此结识了陈支平、刘秀生、晁中辰、张正明、朱诚如等等学长,结识了商传、商全两兄弟。
1987年作者(中)与商传、商全兄弟在哈尔滨合影(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商传、商全兄弟是北大商鸿逵先生的哲嗣。很羡慕北大的老先生,除商传可以对商先生的明清史踵武赓续外,邓广铭先生的女公子邓小南也能克绍其裘。我们这些人,再往下一代,能“诗书传家”的恐怕都少见了。现在多讲“非遗”的传承人如何艰难,其实整个的文化传承都成问题。“家”和“学”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门派”这类东西遭到扼杀之后,“家学”和“师承”也被政治和商业重击。我们这一代无论出身多么草根都还会对家学渊源表示羡慕和敬重,到下一代则多不屑一顾了。大家都讲创新再创新,一种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怎样的,大家都不考虑。所以顾炎武说得对,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可怜我们今人把从他那里引申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解为国家、民族的兴亡,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治统,而是道统,道统断了,天下就亡了。
商传每说起他的女真乌古论氏族源,自豪之色溢于言表。我虽因研究领域的关系,对这类说法向来不抱轻信的态度,对那些冠之以分子生物学的名头检查基因的研究更是充满警惕,但不知为什么,对商传的这种说法,我却倾向于相信,这种心理,是没法解释的。他是我们这个圈里有名的大帅哥,90年代我们在外面唱歌,他一张嘴,我立刻乖乖把嘴闭上,一晚上不再出声。他正经的歌唱烦了,就故意唱走调,七拐八绕,大家还是轰然叫好,于是我们这样的人只能自惭形秽。
自从1987年明史会后,我陆续参加了好几次明史年会,自然常常与商传兄见面、聊天、同游。他是个很有人缘的人,那个时候又比较能喝酒,所以不仅社科院明史室的人,包括他的研究生同学、其他好友,也因了他的缘故与我逐渐熟识起来。比如,北师大历史系的曹文柱教授、中文系的刘铁梁教授,都是商传在北京师范学院时期的同学,“文革”初期毕业后,就都被派到山西的学生连,过了一段颇为艰苦的日子,但也结下了颇深的友谊。商传“文革”后考上研究生后,知道刘铁梁没有备考外语的教材,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教材借铁梁备考。考完后听说铁梁考得不错,高兴得就像自己考过了。他们好不容易熬回了城再分配工作,基本都是远郊区,曹文柱似乎是分到房山大石窝那一带当老师,商传是去了门头沟。但他在那边也结识了一帮朋友,因缘巧合,也有些后来我也认识了,一说起商传,大家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说明那时日子虽苦,朋友却是真朋友。
2001年北师大历史系答辩会上(前排右二为商传)
商传主要是做明史的,最早的书是明成祖的传记,后来主要研究领域在明代的文化史。后来他又做了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的主任,直至退休,有些社会史的学术活动请他参加,他第一句话总是说:“我是研究明史的,不懂社会史。”实际上,他的涉猎非常广博,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有见识。上世纪90年代有两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年轻人希望可以用史学界的新研究、新认识,重新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通史》,找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大为教授、《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编审,以及商传和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经悠悠20年过去,更换了三家出版社,大多数学术顾问均已仙逝(如张岱年、邓广铭、林耀华、何兹全等等),甚至一些分卷主编也弃世而去(如张其凡、李衡眉),如今商传也未及等到此书在2018年的问世。
我那个时候住在北师大的丽泽13楼,就在北门旁边,进出方便。门口有个六七平米的厅,摆一张餐桌,几把椅子,自然局促得很。那些年,我们4个人就在这里把这套两千万字的书从指导思想、编写体例到全书结构和写作规范讨论出来,编写成一本书,交给各分卷主编和作者去执行。不知道在那里奋战了多少个日子,4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我家住在4层,但院子里的邻居都反映说这家怎么隔几天就大吵一回,可见声震屋瓦。后来条件好了一点,到大家的稿子基本上交上来,我们就是在外面找地方开会了。20年的一套书,当时再新的思想、再新的材料,现在也变旧了,但这里凝聚着许多思想碰撞、人际交往、兄弟情谊的记忆。
商传在学术界的人脉广,所以很多分卷主编是他找的,那些分卷当然就归了他负责。书一大,作者一多,质量上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也很常见。或者在安排上有疏漏,或者在观点上有冲突,或者交稿有迟速,我们这几位总主编有责任出面协调解决。商传的心最软,面子最薄,所以一旦摊上事,只好自己顶上去干。我说老兄你不能总这么干呀,这样会把你累死的,他两手一摊说,那怎么办?我自己不干,就弄不成了!
大概从上海明史会后,我就很少参加明史的年会了(也不独明史,包括以前经常参加的史学理论、清史,甚至社会史、民俗学的大型年会),在这样的场合,我很少和商传兄相遇,但多年的交情并未稍减。从2001年我在北师大的第一批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到2017年我在北大的一位博士、两位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除了少数几次,都是请他做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几乎没有找借口推辞过。我知道他也经常被南开大学的明史同仁请过去主持答辩,梁希哲兄去世后又由他来代为照料未毕业的学生,受其惠者一定和我有同感:对朋友,他说不出No。
2017年北大历史系答辩会上(前排左四为商传)
不久之前应万明之邀去了一趟廊坊学院,在那里,和南炳文先生还谈起商传,谈起他的身体。我说他在亦庄开发区的家就离廊坊不远了,心想是否顺路去看他一下,但犹豫之间,就未能去成,于是失去了最后一次与老友相晤的机会。人到了这个年纪,无论是老友旧交,还是故物昔情,都需要去告一下别,虽然不见得就不复再见,但也许就再没有了机会。
商传兄,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再聚。
2017年12月30日
悼念商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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