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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文献中看廉政文化

发布时间:2015/11/1 15:20:13   来源:2014-12-24 山西日报(太原) 作者:living

前年初夏,为写《范仲淹传》,我跑去山东青州范仲淹公园寻找灵感,于此得了个意外惊喜。公园里有座三贤祠,范公之外的另外二贤,一个是富弼,一个是欧阳修,生前三人是志同道合的铁哥们,如今一起享受民间香火。我当时高兴得忘形,在欧阳公面前就多了一句嘴:从前熟背过您的《醉翁亭记》,却不知老人家的《朋党论》亦精妙绝伦,与范公的朋党观遥相呼应,功莫大焉!

彼时,我下榻于青州某酒店。是夜即得奇梦,欧阳公辛苦登上高楼,要找我说话,我受宠若惊,殷勤求教。他自袖中取出一册《廉耻说》示我,曰:知道你是山右河东人氏,特来会会。想当年,老夫也曾宦游贵桑梓,那里曾是尧天舜日、古晋大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利器明德,以厚民生”,尤其吏治修明,多出著名廉政人事。对照而今世事混沌,老夫不禁感慨丛杂,遂作此拙文《廉耻说》,以求济世;另外,有心钩稽、整理故晋廉政人事成册,树以楷模,必大有利于后世焉。可惜随范公埋身时政,迄未成篇,遂成终老憾事……。欧阳公此言一出,我闻之动容,伸手去接《廉耻说》,嘎然梦觉。回来急翻《欧阳修集》,卷130果然有《廉耻说》,其“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一句,即响若雷霆,声震千古。回头急读晋国廉政故事,确如欧阳公所言,最能教化官民,实应辑录成书,举世推广之。可惜自己手中有活,再说于晋史不熟,一时也积聚不起那么大的能量,遂激动了一下也就罢了,居然未能使先贤如意,至今想来,一直抱愧。

前天,忽然看到一部《晋国廉政故事》,洋洋45万言,编者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诸多经典史籍中,选取了100个与廉政有关的晋国故事,分“正气篇”“为公篇”“诚信篇”“从政篇”“廉洁篇”“法治篇”“修身篇”“警示篇”“惩腐篇”“和谐篇”共10个单元,用现代文学语言一一道出,既生动耐读,又有学术支撑,不失历史真实。论故事脍炙人口,论人物活灵活现,论警示入心入骨。据说点评者段协平先生为此查阅了上百万字的相关资料,加上他敏锐超越的思路、犀利新颖的文笔,看似锦上添花,实为雪中送炭,为本部厚重之作再加厚重、有价值之作再附含金量。读罢掩卷而思,第一个念头,这不就是欧阳先贤的梦中期许吗?这不就是对《廉耻说》的当代文学解读吗?

其实,在欧阳公之前,中国的廉政文化早已形成,可谓源远流长。《周礼》提出,对官员有“六廉”之考核: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一个“人民公仆”,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政治品德。孔子说:“行己有耻”,也是这个道德命题。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管子·牧民》曰:“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在欧阳公之后,倡导“廉耻说”者也代不乏人。明人郭允礼撰成《官箴》,系统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的经典阐释。明末顾炎武说得更来劲:“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直至近代前夜,龚自珍还在大声疾呼:“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可见,历来思想家已然有所共识:士君子,尤其是庙堂士大夫,立世做人、为官行政,必须知廉耻、守大道。“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听听,把廉政问题直接与天下治乱和国家安危挂起钩来,你说这多么要紧!

新中国成立以来,于廉政问题也看得极重、抓得极紧。当前,反腐倡廉已成为最热门“国题”。欧阳修等诸多先圣先贤的“廉耻”“廉政”种种论说,已然极具现实意义。认真剖析不知廉耻、贪腐坏政的深层次根源,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文化方面的原因亦非常显著。国际反腐理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化不足,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层面,腐败总有那么一种不断释放负能量的落后文化支撑,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事实证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廉政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廉政状况和水准。廉政知识体现人的素质,廉政规范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廉政信仰推动人们形成良好的廉政修养和生活方式。以公认的世界最清廉的国家芬兰为例,在那里,廉政文化已深入人心,清正廉洁已经融入了芬兰民族精神,升华为一种文化品格,透明国际的 “清廉指数”显示,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这不是仅凭几场反腐倡廉运动就可以办到的。所以说,反腐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要花大力气的文化斗争。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从业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的总概括,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及其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人们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政文化的根本特征。廉政文化的主要特性一是主体的大众性,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氛围,以健康向上的廉洁文化充实社会公众的精神世界;二是指向的权力性,主要表现为掌握社会公权力的管理者廉洁自律,执政为民;三是实施的职业性,主要表现为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四是组织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机关、团体等社会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廉洁高效。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统领、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化艺术等为载体、以“廉洁”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方可打造出来。只有大力推进这种廉政文化建设、彻底瓦解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真正的“芬兰式廉洁”才会出现。

当然,我们今天讲晋国廉政故事,并非要将我们现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完全纳入古代“清官文化”的轨道,需要而且必须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我们的廉政文化,要用新思维、新思想教育官民,用美好的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普世荣辱观引领风尚。实现这一伟大人文跨越,仅靠过分依赖于个人品质和道德的“清官文化”,靠一系列褪却时代色彩的《廉耻说》种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欧阳公在天有灵,不仅能理解,而且会喝彩。

作者:周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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