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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亭林精神作为磨砺党员教师党性的一剂良药

发布时间:2017/1/2 9:17:44   来源:课程基地 作者:张程远 宫雯

把亭林精神作为磨砺党员教师党性的一剂良药

——昆山市第一中学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促进基层党建的理论思考

 

内容提要:昆山乡贤顾炎武(学者称亭林先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用伟大的亭林精神磨砺党员教师的党性,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促进基层党建的有益尝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又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一个割断传统、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未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不断被消磨、被否定。从那时起,中国人逐渐失去自信,尤其是文化的自信。重新评估传统文化,拾起中华文化自信,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正如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说,“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2014年99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教师。要使教师队伍坚毅持守、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牢筑根基,党员教师必须淬砺党性、身先士卒、奔涌奋进、慷慨以赴,做“梦之队”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特质决定的。广大教师是“梦之队”的筑梦人,党员教师就该是这支“梦之队”的领路人。

由此可见,学校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和增强文化自信的主要阵地,教师,尤其是党员教师,则是这个阵地的守护者和耕耘者。我校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就是一个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来推动师生多方面发展的教育平台。

顾炎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在中华民族道德史上,他是伟岸的丰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爱国忧民、人格傲岸、学术不朽、思想深刻,世代受人敬仰。《顾炎武评传》的作者许苏民说,“顾炎武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独立不苟的人格风范和社会批判精神,至今仍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因此,弘扬亭林精神对推动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落实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建设,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启动普通高中课程基地建设的通知》的精神,2015年我校建立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课程基地以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学行合一和创新精神为理念,目的是把顾炎武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人格风范和脚踏实地的学风融合到校园,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榜样浸润师生,增益师生的生活智慧,改善师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同时,我们也设想,通过课程基地建设,把凝结了顾炎武治行风范的亭林精神作为磨砺党员教师党性修养的一剂良药,为基层党建探索出一条有价值的新路。以下,我们从亭林精神的五个方面,作出相关的理论思考,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一.责任:天下大任,天地大爱;明道救世,家国情怀

 

以亭林精神磨砺党性,首先历练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一点,我们不但注意到,而且已经努力尝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是对党员党性修养的最高要求,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必备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意识,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作为道德情感的社会责任感,本质是个人对社会道德层面负责,但前提是完善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时刻保持党性。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其本质就是责任文化,这是儒家思想历尽劫难而依然焕发生机的根本原因。顾炎武一生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践行社会责任的杰出代表,这使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陈祖武先生说:“顾亭林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甚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具永恒价值者,恐怕当属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了顾炎武以天下大任为灵魂的爱国情怀,以足行万里为根基的学术精神,以行己有耻为底线的傲岸人格,以天地大爱为核心的远见卓识。“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集中体现了他凝结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响亮的八字壮语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诠释了亭林精神的核心——仰天俯地的社会责任精神。

顾炎武有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独特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肩负天下大任,倾注天地大爱,为民族的复兴奔波实践,一生以“保天下”之心从事“明道救世”之学,把“救世之道”视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他关心民间疾苦,以天下苍生为念,所思所想所言,皆着眼于济世救民。

顾炎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这使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富有极其可贵的理性和经世色彩。顾炎武告诫他的外甥“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充分展示了他理性的、务实的爱国主义情怀,周可真说顾炎武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也是着眼于此。

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教师要有大情结、大视野,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有大境界。如果教师群体锱铢必较、视财如命、有己无人、卖李钻核,不但培养不出大情怀的人才,连合格的学生都很难培养出来,这样的群体必将腐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党员教师应认清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博大的胸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带头实践,为身边的教师树立良好的榜样,以转变因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形成的不良教育风气。

我校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自建立以来就始终强调,增强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党员教师必须做领头雁,以顾炎武为载体,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营养,提高自身,垂范群体。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党员教师积极参与,不但增强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其长远意义更是值得期待。

 

二.治学:勤学以恒,严谨规范;足行万里,海纳百川

 

1942年,毛泽东在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时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对党建至关重要,对于身兼党员和教师双重身份的党员教师就更是重中之重。党员教师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不但代表党的形象,更是学校学风的风向标和温度计。加强教师党员的学风建设既是党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强化党性的必要手段,可谓秉要执本。

顾炎武以“勤学以恒,严谨规范;足行万里,海纳百川”的精神诠释了治学的最高境界,其治学精神足资后世汲取丰厚的营养,有助于历练党员教师的党性。

天资聪明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为顾炎武成为一代思想文化巨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勤学以恒才是成就他的最根本原因。顾炎武一生勤学,锲而不舍,“于书无所不窥”,“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他认为读书是治学的根本,并告诫天下读书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

顾炎武还是严谨治学的典范。梁启超说:“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顾炎武治学,多闻阙疑,先河后海,凡事必弄清源流。他反对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行为,提倡学者应该具有诚信的品格。他痛恨“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等卑劣行为,倡导诚实的学风,做到“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顾炎武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做学问、验证学问。他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身驰万里,“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这是他在古代学人中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

顾炎武谦逊的为学品德历来为人称道。清人邹福保评价他的学问时说,“余尝谓先生之学卓然成大家……厥故有二:一多读人间有用书,一多交海内有益友”。顾炎武学问博大精深,堂庑宽广,在世之时已名满天下,但他不自满,不骄矜,时刻学他人之长。他把时人对自己的推崇看作是“过情之誉”,文词恳切地写下《广师》一文,以十个“吾不如”列举自己的十个朋友为可师之人,充分体现了他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高尚治学品格。

共产党员以治学充实党性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历来备受学人推崇的顾炎武的治学风范,足以成为党员教师的一面镜子。我们在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把顾炎武的治学精神传递给师生。在这个过程中,党员教师不但是受益者,也是率先垂范者。在潜移默化中,以亭林的治学精神磨砺党性,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有益的尝试。

 

三.修身:敛华就实,严于律己;博学有耻,学行合一

 

修身以养性。严以修身,是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的必要手段。道德品质、气质修养是党员思想境界和人格高下的标志,严以修身才能成为合格的党员,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圣贤以文化人,以身塑人。顾炎武是中华民族的圣贤之一,他以“敛华就实,严于律己”和“博学有耻,学行合一”诠释了修身的最高境界,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的典范。以顾炎武的人格为榜样磨砺党员的党性,应成为党员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

顾炎武为学为人,敛华就实,守朴还淳。在思想上,他批评理学和心学“置四海困穷不言”,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圣学”,倡导并积极主动去做关系民生和人伦日用的学问。在学术上,他倡导并从事实心之学,讲求“学有本原”,以精确的考据反击当时已沦为空疏的心学,把追求创新和征求共识结合起来,转变了一代学风,开朴实学风之先河,被梁启超誉为“清学开山之祖”。在生活方面,他一生反对奢华,提倡节俭,虽出生富裕之家,但毫无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玉食锦衣等陋习、恶习。

顾炎武严于律己,始终以儒家君子甚至圣人的人格标准约束自己的治行。他坚持道义、正义和大义;见利思义,行有规范,做有准则;礼让谦和,谦恭不燥;孜孜以求,自强不息;反躬自省,自律自警。他在《与人书》中说:“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王家范教授评价顾炎武时说:“焚香跪拜,三呼恩主,乃至群相攀援,党同伐异,此类江湖习气,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齿。”郭英德评价顾炎武时说:“以自身的道德品行,挽狂澜于既倒,‘存人类于天下’,这是他一生行事的政治立场,也是他克己自律的道德准则。”

顾炎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为中华民族刻画了两个文化符号,一是为整个民族起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座右铭,一是为整个民族划了“耻”这条道德底线。针对晚明学风和世道江河日下,顾炎武把分别出自《论语》颜渊篇和子路篇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合而为一,赋予时代的新内容,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博学于文”是学问上的要求,“行己有耻”是对学者人格的要求。顾炎武对读书人要求极高,认为读书人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时强调“礼义廉耻”思维,耻为最要,“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陈祖武说“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身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顾炎武“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所以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顾炎武的伟大之处是,他在为学为文和为人等诸多方面,不但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且都付诸实践,且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历久而弥新。正如郭英德所说,“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今天的党员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给养,先代圣贤的修身精神万不可错过。顾炎武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以其锲而不舍的思想、学术和道德追求,成为那个时代的第一流人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的实在太多。在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我们已深切感觉到顾炎武的人格魅力对党员教师的影响。

顾炎武的思想和学术博大精深,我们今天难以企及,由于时代不同,其内容也多有不同,但其人格修养永远不会过时,足以成为我们修身之借鉴。以顾炎武的人格修养磨砺党员教师的党性,我们应该做,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我们有责任保留、继承并光大这份宝贵的道德资源。

 

四.文章:文益天下,器识为先;不贵奇巧,有为而言

 

文风是党风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好党风从好文风开始。文风能直接体现党员的党性修养,文风不正,会损害党的威信,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感召力、亲和力。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这既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增进党群情感的需要,更是关系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课题。

如何改变当前文风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华而不实、贪大求长、空谈说教、官腔官调、故弄玄虚等弊病,我们可以从亭林那里找到足够的智慧和营养。

鉴于明末文人群体堕落、文风浮躁,顾炎武耻为文人;加之他以思想和学术名世,后人多忽视其文学主张与成就。然而,顾炎武的文学造诣却不容置喙,钱仲联在《清诗精华录•前言》中说:“顾炎武诗沉郁苍凉,风格高古,深得杜甫的深理;典雅矜练,字字贴实,又得力于他作为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博学能文的功力。”

顾炎武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提出“立言不为一时”和“文须有益天下”的重要主张。他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认为读书人一定要有血性、有思想、有骨气。他说:“苟其人性无血,心无窍,身无骨,此尸行而肉走者矣。即复弄月嘲风,流连景物,犹如虫啾蛙唧,何足云哉!”顾炎武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他主张“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努力创作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诗文,虽量不盛,但每一首每一篇都有经世和传世价值,正如徐颂洛所言,“诗言志,亭林诗善言志者也……皆有为而言,无一应酬语……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诗人突起突落,有如胜广,却成就此一大家”。

顾炎武主张以真情写作,有感而发,反对装腔作势,为文而文,他说“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强调诗“本乎情”,而非“徇乎物”。他还反对模仿,主张文学创作要有符合时代特征,不断创新,他在规劝一位友人时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在此基础上,他猛烈抨击八股取士,反对以“定格”来束缚文人学者的思想和才华,呼唤勇于冲破束缚的“俊异之才”和自由表达思想的优秀作品。

在顾炎武那里,文是载道、明道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耻于以文博取虚名,更痛恨以阿谀文字谄媚统治者。爱国,就要从研究和尊重民族的语言文字开始,这一点上,顾炎武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在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我们把顾炎武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作为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师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养成良好的文风。对于党员教师,又突破了文风自身,而上升到改进党风增强党性的高度。润物细无声,才有真正的万紫千红。我们以浸润的方式继承弘扬亭林精神,而不是空喊高大上的口号,这本身就是文风的改进。

 

五.经世:学以致用,引古筹今;开辟门径,融通创新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精髓之一,顾炎武是主张和践行经世致用思想的典范,他把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方法和宗旨、人生信念和理想,并以此树立了光耀后世的崇高人格风范。顾炎武批评两晋亡于清谈,提出著名的“清谈误国”说,留下“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的名句,后被阐发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和习近平多次引用这八个字,以强调空谈的危害和实干的意义。

经世致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脉相承,本质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多次强调“实”,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有经世致用的追求。顾炎武积极入世,治学的终极追求是报国救世、造福苍生,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精神首先表现在学以致用和引古筹今。他激烈批评宋明理学,认为其空谈心性,不关心现实,祸国殃民,终致亡国。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27岁起,不再“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倡导并锲而不舍地践行“修己治人之实学”,努力掌握济世经邦的实际本领。他广泛探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其充满忧患意识的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体现出鲜明的经世目的。俞樾在《仪顾堂集序》中说:“有明一代,学术衰息,不如唐宋远甚。及其季也,亭林先生崛起,源本经术,而发为经世之学,遂卓然为一大儒。”

作为历史学家,顾炎武十分重视历史学研究的鉴往训今和引古筹今两大功能,主张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保持价值中立,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吸取论道经邦的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

顾炎武主张创新,反对抄袭和模仿。他在其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日知录》卷首《题记》中提出其旨向鲜明的学风——创新,即“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意为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顾炎武在清朝学术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一开学风”、“二开治学方法”、“三开学术门类”,而这一切均归结于他“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广大党员教师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不但要有经世致用的创新意识,还要引领广大师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树立牢固的根基。在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广大党员教师积极参与,不但努力学习,进行理论研究,还积极实践,用亭林的创新精神检验自己的党性。  

如今,用顾炎武的经世精神武装自己,并将其融入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已逐渐成为我校党员教师的共识。

 

结语:我们建立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既是弘扬亭林精神、重塑师生信仰和文化自信的实践,也是促进基层党建、充实党员教师党性的实践。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又有脚踏实地的躬身实践,同时又具备深厚科学素养、辉煌学术成就和傲岸人格的伟大先贤顾炎武,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他的责任精神、治学精神、修身精神、文章精神和经世精神,是磨砺党性的良药,以亭林精神锻造自己孜孜以求的人生,应该成为党员教师的崇高理性和追求。

顾炎武心中早已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是他的梦,也是我们的梦,更是中华民族的梦!为理想而挣扎,为民族而思考,为苍生而呼喊,为求知而奔走,顾炎武伟大的一生,让世人知道人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他走过的路既播撒光明又充满坎坷,因为它通向人间正途。在天崩地坼的鼎革剧变和多舛的人生忧患中练就的亭林精神,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面历史旗帜。让我们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实学经世,勤奋进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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