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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发布时间:2015/10/3 16:21:35   来源: 作者:living
王俊义


  前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一、倡导经世重视实证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鲜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而重视实证与博学,倡导具有批判求实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他研究探讨的问题,多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以及“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举凡兵、农、财赋、典制、舆地等等。

  为了改变明末以来弃经书于不读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是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也反映了他对理学中不同流派的态度。在《与施愚山书》中他明确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说宋以前尚无“理学”。接着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2]换言之,也就是说宋代的理学即经学;而今天——明代以来的理学,则是禅学。他还具体说明古、今理学之不同:古时的理学如同经学一样,需要长期潜心钻研,才能通达;而今天的理学,则流入禅学,根本不通读经书,只求助于语录及八股帖括。连贯前后文字,可见顾炎武对于宋代理学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明代流入禅学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则持否定态度。再联系顾炎武在其他著作中,对朱熹多予赞扬和肯定,晚年还为朱熹修建祠堂,并在《祠堂文》中称:“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3]3对朱熹推崇备至,其对于宋代其他理学家,如程颢、张载、邵雍、张栻、吕祖谦等,也有恭维之词,这说明顾炎武并不一概反对理学。惟于王阳明多有激烈抨击之词,既批评王“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矣”[4]。又指责:“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5]。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对于空谈心性之批判,常常冠以时间界限,诸如“窃叹夫百余年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7]。锋芒皆指向明中叶以后的王学。这些思想与前述《与施愚山书》中的思想完全一致。然而后人为什么得出顾炎武反对程朱理学的结论呢,问题就在于清中叶的学者全祖望在其《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将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中的那段话改写成:“(顾炎武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抹杀了顾炎武关于理学有古今之别的观点,笼统地说“经学即理学”,“安得别有所谓理学”,从根本否认了理学的独立存在。这种不符合顾炎武原意的观点却被后来的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者援以为据,特别是梁启超还由此进而认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虽“未尝直攻程朱”,但“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8]。由于梁启超影响甚大,致使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普遍认为顾炎武是既反程朱,也反陆王的反理学思想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顾炎武不仅不反程朱,其学术思想实渊源于程朱。对此,清代学者早有定论,如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朱陆篇》中就曾指出:朱熹之学,“一传而为勉斋(黄幹)、九峰(蔡沈)……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著《汉学师承记》的江藩也指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我们认为,根据史实,应肯定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渊源于朱熹,且不反对程朱,他反对的只是理学中的陆王学派,并不反对整个理学。这样的结论,既符合顾炎武的思想原貌,也不影响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因为他批判了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说,横扫了明中叶以来的空疏学风,倡导经世致用,便有力地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同时,他提倡的“通经服古”,“引古筹今”,重视实证,也为清代经学及考据学的复兴、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围绕经世致用与重视实证博学的学术思想,顾炎武还提出了另一重要学术命题:“博学于文”、“行已有耻”。

  “博学于文”与“行已有耻”本是传统的儒家观点,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题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但把这两个主张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学者治学与做人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则是顾炎武的创造。他不仅提出这一主张,且躬行实践,显然是为了扭转明末的空疏学风,并针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士大夫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反颜事仇而提出的。

  在“博学于文”中,他首先强调要认真读书,博览群籍,“多学而识”,“好古多闻”。他认为,《诗》、《书》、《三礼》、《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必须反复诵读,而且要改变“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9]等荒疏风气。在提倡读经的同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读史,主张通读《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史籍。他本人是勤学博读的典范,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在顾炎武的影响下,有力地扭转了明末那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开启了乾嘉学者广读博证的考据学风。当然,顾炎武的“博学于文”并不止于文字、文章之文,还包含着各种社会知识,目的在于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

  与“博学于文”相联系,顾炎武力倡“行已有耻”,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其时,士大夫巧佞虚伪成风,特别是清入关后,一些士大夫丧失民族气节,尤为顾炎武所痛恨。他认为,倘若士大夫皆“卑形态以取容悦,逊声色以媚世俗”,必然是乱天下而祸国家。因此,他呼吁士大夫要坚守气节,做刚方正直之人。

  重视实证与博读,既是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而他提出的“古之理学,经学也”、“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等命题,都包含着实证与博学的思想。他一生既广读博览,又实地考察,把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他的不少著作都是这样写成的。如《昌平山水记》就是他亲至昌平一带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其友人王宏撰曾说:“亭林所著《昌平山水记》二卷,巨细咸存,尺寸不爽,凡亲历对证,三易稿矣。”[10]这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为乾嘉考据学开了先路。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

  称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是“不祧祖先”和“奠基人”,是因为他为乾嘉考据学派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为汉代经学在清代复兴开辟了先路

  乾嘉考据学是以汉代古文经学为其学术渊源,而汉代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则由顾炎武开辟了先路。

  我们知道,北宋以后,经学吸收了道、释二家的思想,发展成为理学,但理学中的程朱一派,虽不废汉代治经的注疏传统,但却以阐释义理为主;而理学中的陆王一派,则主张执简驭繁,反对“支离破碎”,但空谈心性,流于禅释,至其末流,更完全废弃了汉代以来经学的训诂注疏传统,使传统经学日渐衰废。到明代,如顾炎武所说,自《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以来,“制义初行,一时士人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经学之废,实自此始”[11],以致“天下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为扭转这种学风,顾炎武强调提高经学的地位,恢复经学原有的面目。

  为恢复经学的传统,顾炎武提出要明辨经学源流,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12]。为此,顾炎武反对宋明以来那种断章取义、心印证悟的语录之学,倾向于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赅通,百家亦兼取”[13],明显地反映了崇尚汉学、鄙薄空谈性道的学术倾向。

  此外,顾炎武还强调应该读注疏,批评明以来的学者“并注疏而不观”,几乎没有“能通十三经注疏者”的虚浮风气。他在汉学废绝、宋明理学居统治地位、心性之学泛滥的情况下,提倡“通经服古”,崇尚汉代古文经学,强调训诂注疏,无疑为汉代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开辟了先路。

  正是由于顾炎武及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弃虚崇实,重视注经传统,又有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14],才开启了乾嘉时期汉代古文经学重新复兴的局面。

  (二)开拓了乾嘉考据学的治学范围

  顾炎武学识渊博,涉足领域极广,于群经诸史、历代典制、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诂等,皆有深湛研究。梁启超在论及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说:“亭林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曰开学风……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清代许多学术门类,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15]。这无疑是确然之论,乾嘉学派在治学范围上,乃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典制、金石、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然溯其渊源,这些研究范围,大都由顾炎武发其端。

  1.关于经学的研究,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考据学家,对儒家的经典几乎全都加以整理训释,使中国古代经学历经衰落之后出现复兴。而清代重经的风气,首先由顾炎武开启,他关于“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的论断;他对于读经要读“注疏”的重视和强调,使人们从明末空疏的风气转向踏实治经的学风上来,都起到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代表著作《日知录》卷1至卷7的论述,以及许多论学的书信之中,对于儒家群经,诸如《易》、《书》、《诗》、《春秋》、《礼记》、《论语》、《孟子》等都有具体的论述和考订,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不乏独到之见。如争论已久的《尚书》中的今古文的真伪问题,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古文尚书》条中,便具体论及出于梅赜之手的《古文尚书》属伪作,并明确指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这对于后来关于《尚书》的研究,及伪《古文尚书》的论定,无疑有开启作用。

  2.关于文字音韵的研究

  在清代文字音韵之学由经学的附庸而成为专门之学的过程中,顾炎武亦有开其端之功。他的《音学五书》关于古韵的考辨和分部,直接引发了后来学者深入研究的兴趣。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分古韵为13部,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分为17部、孔广森进而分18部、王念孙分为21部,直到黄侃分为28部,日益精进,由疏而密,但都是在顾炎武奠定的基础上的发展变化。此外,顾炎武考订的古无四声之分,对乾嘉考据学者江永、戴震、钱大昕等都产生了影响,他们关于四声之论,大多依据顾炎武的说法而加以发挥。因此,当代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后来的音韵学家走上比较健康的路子达到接近科学的水平,顾炎武有重要贡献。”

  顾炎武亦注重文字的研究,他对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旨,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沿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后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16]但他也具体举出许慎《说文》中的失误与不足,希望“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说文》者矣!”[17]乾嘉时期,研究《说文》之风甚炽,惠栋著《读说文记》,江永与戴震往复讨论《六书》,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钱大昭著《说文统释》、陈鳣著《说文解字正义》、桂馥著《说文义证》、王筠著《说文释例》与《说文句读》。而后又有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等等。这一切,应该说与顾炎武对《说文》的研究与重视不无关联。

  3.关于金石文字的研究

  金石之学在清代也是很发达的学问,至乾嘉时期尤其盛行。顾炎武自青年时代“即好求古人金石之文”,后读书渐广,当阅读宋代欧阳修所撰《集古录》时,“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18],因而对金石之学兴趣更浓。中年以后,顾炎武在南北访学与游历之中,处处留心,广为搜求,更广泛地搜集金石之学方面的资料。而后,他将搜集到的碑文和许多新的发现详加考证,先后编成《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诸书。正如全祖望所说:“(炎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讨,谓其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盖自欧、赵、洪、王(本文作者按:指宋代金石学名家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王俅等),未有先生之精者”[19]。也正如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序》中希望的那样:“望后人之向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昶、钱大昕、阮元等,沿着顾炎武的这条路去开展金石研究。

  此外,顾炎武在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校勘辨伪等方面,或有丰富的著作,或有独到的论述与考辨,均为其后的学者大大开拓了研究范围。

三、丰富和发展了缜密朴实的考据方法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由来已久。但将中国古代的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立的考据学派,使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更为严密、考据成果更为充实,是在清代。而顾炎武则是将中国古代的考据方法,发展到清代形成独立的考据学派的奠基者。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策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豌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20]。顾炎武的考据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考辨文字音韵以通经学

  从考辨文字音韵入手以通经学的基本方法,是顾炎武进行考据的基本方法。

  顾炎武曾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21]他又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22]这是因为,中国的汉字,自殷商周秦以来,不断演变,常常是一字多体,或体同义殊,甚或同音假借等。至于音读,更是变化多端,因时因地而异,时异音变,南北不同。因而只有通晓文字音韵的变化,才能真正读懂经书,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意轻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23]为此,顾炎武积三十余年精力,五易其稿,撰写了《音学五书》,并在《音学五书序》和《后序》中指出:“自是而六经之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顾炎武关于音韵学的研究及其成就,对乾嘉时期的学者亦有重大影响。乾嘉时代考据学者的治经方法,也都是沿着顾炎武的路数,治经从古文字人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原义。正是在顾炎武的影响下,被称之为小学的文字音韵,在清代才由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不仅由考辨文字音韵人手而疏证经书,而且在文字音韵方面多有专门研究和留有著述,如《方言疏证》(戴震)、《尔雅正义》(邵晋涵)、《尔雅义疏》(赫懿行)、《广雅疏证》(王念孙)、《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古韵标准》(江永)、《切韵考》(陈澧)等等。但无论是乾嘉考据学派中的吴派抑或是皖派,对于顾炎武在文字音韵方面的成就都非常推崇。如江永就曾说顾炎武是“近世音学数家”中之“特出”者,所以“最服其言”[24],并吸收顾炎武分古韵为10部的研究成果,定古韵为13部,又如,王鸣盛对顾炎武的古韵研究虽有所辨正,但仍很推崇地说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韵为十部,条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之音,舍顾氏其谁与归”[25]。

  2.归纳大量例证

  大量归纳例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论证问题是顾炎武进行考据的主要方法。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归纳法。顾炎武的主要著作,均体现了这种方法。如他作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即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而后成“舆地之记”和“利病之书”[26]。《肇域志》也是“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再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27]。《日知录》更是“白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28]。大量阅读各种历史文献,随手加以记录,作为各种专题材料。当论证某一问题时,将平日积累的材料,再加排比组合和归纳,而后得出结论。如他要说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便列举了《新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的有关资料二十余条,而后得出结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29]再如,顾炎武为了证明“行”(xing)古读若“杭”(hong),即列举了264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下”(xia)古读若“户”(hu),则列举了219条材料;为证明“家”(jia)古读若“姑”(gu),也列举了57条材料。如非平日积累搜集,焉能举出如此丰富的例证。

  乾嘉考据学派论证问题,也主要是采用这种归纳的方法。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为证明梅赜的《古文尚书》之伪,引证了128条材料。每条之下还以按和附的形式再列数十条相关的例证。总计以近千条的材料,确证《古文尚书》属伪作,使千年的争讼,终成定案,另一考据大师王念孙也是“一字之证,博及万卷”[30]。“凡立一说,必列举古书,博釆证据,然后论定”[31]。乾嘉学者多运用归纳法,显然是受了顾炎武的影响。

  3.验诸实证

  顾炎武不仅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归纳出大量例证,还特别重视将文献资料验诸实证,力求名实相副,他认为“史书中之文中常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32]。在顾炎武的著述中验诸实证的事例很多。如金石文字与史书互证。他认为,金石之文“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故每见金石碑刻,“必手自抄录”。当他发现史籍纪时,或纪年则不纪月,如《尚书·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等,均“言时不言月”或“言月不言时”。如《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肶”。顾炎武遂验诸钟鼎古文,亦多如此,独有《春秋》有年有月有日,便结论为:因为《春秋》乃编年史,“多是义例所存,不容阙一也”[33]。这是以金石文字验证史书的实例。顾炎武还以所见所闻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如其所论钱法之变,即以所见为证[34]。他还以所见所闻论风俗之变,如《日知录》卷12《人聚》条云:“予少时见山野之民,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上有负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枉之人,悉至京师。……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

  从以上所论可见,无论是从汉代经学在清代复兴,或是从治学范围的开拓,乃至到具体的考据方法等方面看,顾炎武都是乾嘉考据学的奠基者。虽然他只是把考据作为“通经致用”的手段,但他所开创的务实的朴实学风以及缜密的考据方法,确实开启了有清一代的学风,直接影响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顾炎武其后乃至当代学者,无不肯定顾炎武为“清学的开山”与乾嘉考据学的“不祧祖先”。而梁启超在总括古今学人对顾炎武的评价时,也就有这样的结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35]

注释:

[1]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页。

[2]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

[3]顾炎武:《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5,第121页。

[4]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18。

[5]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7。

[6]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3。第40页。

[7]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18。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9]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3。

[10]王宏撰:《山志》。

[11]顾炎武:《四书五经大全},《日知录》卷18。

[12]顾炎武:《与人书四》,《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4,第91页。

[13]顾炎武:《述古》,《顾亭林诗文集》诗集,卷4,第384页。

[14]皮锡瑞:《经学复盛时代》,《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9页。

[15]梁启超:《清代经学之建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16]顾炎武:《说文》,《日知录》卷21。

[17]同上。

[18]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2,第29页。

[19]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内集,卷11。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三,《日知录》卷19。

[21]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4,第73页。

[22]顾炎武:《昌鼃》条,《日知录》卷4。

[23]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4,第73页。

[24]江永:《古韵标准例言》。

[25]王鸣盛:《音学五书与韵补正论古音》,《蛾术编》卷33。

[2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6,第131页。

[27]顾炎武:《肇域志序》,《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6,第131页。

[28]同上。

[29]顾炎武:《东向坐》条,《日知录》卷28。

[30]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研经室续集》卷2。

[31]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5页。

[32]顾炎武:《汉书注》条,《日知录》卷27。

[33]顾炎武:《春秋时月并书》条,《日知录》卷4。

[34]顾炎武:《钱法之变》条,《日知录》卷4。

[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原刊《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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